对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张培基讲述“东京审判”故事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为还原更真实鲜活的历史，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英语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徐文兵带领英院学生干部专程采访了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英文翻译并亲身经历过东京审判的退休老教授张培基先生。
张培基（1921-），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翻译家，杰出教授。早年移居上海，在那里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先后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91年退休。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中国翻译家词典》，在当今中国翻译界有着重要的地位。
张培基先生在赴日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英文翻译之前，已经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在上海工作，担任《自由西报》（英文）记者、《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特约撰稿、《中国年鉴》（英文）副总编等职务。
由于东京审判检察官表示人手不足，便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长季南（Keenan, J.）主持，从上海招募人员协助工作。报界老前辈桂中枢先生作为季南先生的老同学，推荐了张培基先生前去。我国在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向哲浚先生还亲自到上海找到张培基先生等人，从报纸上摘录一段话让他们进行翻译，通过测试之后，张培基先生一行才被正式录用。
上图：1946年-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人员旧照（右一为张培基）
下图：张培基教授近照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始，直到1948年11月结束。张培基先生1945年开始参加前期准备工作，从1946年月至1947年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中国检察官的助手，工作时间共计2年7个月。工作包括翻译相关材料和检察官之间的来往备忘录等文件，以及帮助整理资料。由于人员紧张，张先生工作十分繁忙，一工作就是一整天。对于吃住的问题，张先生表示一切都由公家提供，没什么不习惯，跟着检察官一起吃，颇为讲究。
据张培基先生回忆，战后的东京早已被轰炸得一片狼藉，而令人称奇的是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建筑却完好无损，与周围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栋楼战前是日本士官学校，战争期间是日本陆军军部。
由于工作允许到庭上观察审判情况，张先生亲眼看到了受审的28名日本战犯。他们面对法官分坐几排，后面还有一排美国宪兵监视他们。他们态度狡猾，拒不认罪，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受审时将用到的文件材料。整个审判尤其重视两个人：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其中土肥原贤二便是令中国百姓谈虎色变的“土二爷”。审判结果是7人绞刑，包括臭名昭著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外相广田弘毅。死刑犯后来都被关押在东京郊区的监狱里并被行刑。
审判期间尤其使张先生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庭作证。溥仪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带到苏联，后来中、美、苏商量好传唤他作证，起先并不知道自己证人身份的溥仪到庭以后“像看戏一样”。他一度害怕这一回来会被中国方面判刑，后来才了解到是要利用他控诉日本战犯。他穿着藏青西服，带着黑框眼镜，满口京腔，身后站着两个日本宪兵，后面还跟着一个苏联军人。溥仪讲述了日本人把他从天津弄到大连，再到长春做傀儡皇帝的事情。谈及日本人毒死了他患病的爱妻并强迫他娶日本老婆时，他更是怒不可遏，激动地拍着桌子。溥仪表示他作为名义上“伪满洲国”的“皇帝”，毫无自由，处处受限，“简直是猴戏”，以此控诉着战犯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罪行。溥仪在军事法庭上连续作证8天，创下了证人作证的时长记录。审判结束后溥仪回国，中国政府对他很宽待，既往不咎。
张先生还谈及在2006年时，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电影《东京审判》的看片会，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的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和张培基教授作为亲历者，也被请到了现场。看罢电影，张教授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战犯手里会拿布包、后面会站一排宪兵和法庭的真实布置等细节在电影里没有反映出来；二是法庭用语不够规范，例如每次开庭前有一位美国军官喊“全体起立”被翻译成 “all personnel stand up”；之后法官喊的“全体坐下”翻为 “all personnel sit down”。 “Stand up”和 “sit down”在口语里很常见，但法庭上就应该用更正式的 “rise”和 “be seated”。法庭用语与日常用语应该进行区分。张先生认为电影就要如实地反映历史，切不可随意更改。
张培基教授与英语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徐文兵及学生合影
在采访的最后，张培基教授特地提醒年轻人，不光要学习书本知识，更要多关注国内外大事，多读书报。
原标题（往昔还看今朝——听退休教授张培基讲述“东京审判”故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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