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在“一带一路”的融合与发展下，迈入发展新阶段。截至目前，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继续扩大。如此广阔的区域腹地和平台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区域间不断加强的经贸合作对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合作提出了更多需求，成为中外合作办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
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发展对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打造“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大力推进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外合作办学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培养人才、提供智力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合作理念、合作创新和合作范围等方面，都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广阔平台和发展机遇。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办学模式是独特的，强调国内与国外大学深入合作，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在教学方式、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方面与国外教育紧密接轨，使得中外合作办学特色明显：学生接受多样化的教育，虽不出国但对外国历史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外双方机构在合作过程中，加强理念、制度、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广泛认知和深度融合，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制度和文化保障。
中外合作办学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中外合作办学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培养语言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语言多样，如阿拉伯语、俄语、蒙古语、泰语等，而现实中精通这些小语种的人才非常稀缺，这也是经贸和科技合作面临的挑战之一。同时，“一带一路”合作重点领域如能源、金融、先进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专业人才数量和质量有迫切需求。中外合作办学可以培养精通双方语言、熟悉当地文化和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高校已经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合作建立了多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如具有法人资格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重庆工商大学现代国际设计艺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塞浦路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是推进民心相通和促进共识形成的重要保障。加强大学教育合作，构建合作平台、创新合作机制、丰富合作内容，能够为建设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奠定基础，也为经贸和技术领域的合作贡献教育力量。教育合作需要制度供给先行，这些制度供给呈现多主体和多层次的特征，如政府间、区域间、高校间不同层面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和波兰的27所高校共同组建了“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中巴82所大学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制，每年举办地方合作论坛、大学校长论坛和国际教育展活动。这些教育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经济贸易等项目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良好合作提供了保障。
中外合作办学被赋予了全新的历史使命，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外合作办学在实践中还面临较多问题，比如高校合作的动力不足，某些沿线国家的安全缺乏保障，一些区域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等不够发达，学生和教师的交流意愿不强等。一些国家自身也存在政治不稳定、教育预算紧张、制度壁垒高、合作机制建立困难等问题。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一带一路”倡议被赋予了全新的历史使命。服务新发展格局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要致力于提质增效，在助力国内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同时，积极践行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责任、全球教育责任。近两年，中外合作办学为因疫情无法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了在国内就读的机会，体现出承担教育使命的责任感。在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道路上，中外合作办学应基于此进一步创新，如由政府主导型向院校主导型合作模式转变，由人员流动向项目流动转型，由援助合作向互惠合作转型，由高校合作向产学研合作转型，借助信息技术发展，依托互联网创新合作方式，由线下教育合作转向混合或线上教育合作，拓宽高校合作平台，使中外合作办学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沿线教育人文交流，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
（作者：吕康娟 系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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